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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消失:无隐私时代的隐身冲动(上)

  我好不容易才攀上搭在这棵不算高的白橡树上的简易纸板平台。连年的疏于照料,使这棵树任性地长成了如今这副盘根错节的样子。纸板平台在潮湿的环境中逐渐腐烂,原本搭在下方的梯子也不知被谁移走了。几年前,想必有位猎人曾将硬纸板四平八稳地铺在这里,再用钉子将它们牢牢固定。如今,这座平台呈现出一种扭曲的整体面貌,却反倒因此与这片杂乱的森林相称,更显和谐。尽管如此,这块覆盖着苔藓的局促之地仍旧算不上一个惬意的落脚处,无法使人将周围的橡树、枫树、山毛榉、山核桃与白蜡树尽收眼底。站在这里,欣赏着眼下这片景色,我在脑海中思索这树林中还有什么是我看不到的。

  3月初的天气,暖得有些不像话。按理说,纽约哈德逊河谷的冬天总能拖到3月份的尾声。但在2016年的这个3月,附近湿地里的鸟儿们早已开始叽叽喳喳地唱个不停。今天下午,林间地面潮湿,隐约可见几抹绿色的青苔,还有银色的地衣。疯长的野韭菜被一层干叶覆盖,冬青树上还垂着几颗残余的红色浆果。森林的穹顶豁出硕大的缝隙,午后的阳光倾泻在山上。我沿着山脊向上走,无意中惊起一只环颈雉鸡和两只东蓝鸲,引得它们发出一阵低鸣,与我的脚步声交织成和谐的奏鸣曲。远处传来几只乌鸦刺耳的叫声,仿佛在回应我的来访。乌鸦能认出人的相貌,但在它们眼里,我显然不是什么熟面孔——自我上次来到这里,已过去数月有余。

  几米开外的地方,一只东方灰松鼠沿着枫树顶端的枝丫蹦蹦跳跳。它的双眼分置头部两侧,高度聚焦的广角视野使它无须移动就能看到我。不过,灰松鼠的眼睛对颜色只有中等敏感度,其晶体天生带有一种黄色色素,能够削弱炫目的光对眼睛造成的刺激。除视觉外,气味与光感对灰松鼠感知外部世界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此刻,它对我的认知,由我的气味、轮廓阴影和实体形状共同组成。灰松鼠喜欢把窝建在树顶,乱糟糟地铺上一堆树叶、小树枝和树皮。每当天气回暖,叶子重新长出来时,灰松鼠的窝就被包覆起来,裹上一层天然的保护色。

  大约30分钟后,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瞬间引起我的注意。只见20英尺[1]处,一头毛色可与树皮和尘土融为一体的雌鹿突然停下来,歪着头,直勾勾地盯着我所在的方向。我的沉默和静立,让我在它眼里就像隐了形。它小口小口地啃着顶破覆在地面上的落叶层的一丛野草,然后静静地穿过树林,经过纸板平台,沿着山脊朝山谷走去。一只雉鸡迎面向它跑来,一边尖叫着,一边扑棱着翅膀。雌鹿见状,一跃而起,跳上了反方向的山丘。鹿无法像人类一样分辨颜色,它们拥有敏锐的夜视能力,能看见光谱中的蓝色、紫色以及人类不可见的紫外线波段,但它们的眼睛无法检测出红色与橙色。比起形状和颜色,声音和动作更能使它们注意到人类的存在。虽然我不知道在眼前这头鹿的视野中到底是何种场景,但在我的臆想中,它看见的可能仅仅是一片蓝紫色背景下的几个形状模糊的物体。

  鸟的眼睛不仅能捕捉到人类视力所不能及的细微颜色渐变,其视网膜中丰富的锥体细胞也能够让它察觉到那些超越人类想象的丰富色彩。蛇类的头部两侧都有颊窝器官,用来探测存在于自身周围的物体的温度。它们还能通过红外线感知外部世界,借助生物的体温特征来追踪猎物所在的方位。蜜蜂可以通过紫外线看见人类肉眼不可见的花簇形状,进而确定花蜜的所在处。而且,它们的视觉感官对颜色的处理速度是人类的5倍,不仅能察觉出颜色在不同角度下产生的变化,还能感知我们看不到的“彩虹色”。我家厨房门外的黑心金光菊的花瓣上有我看不见的色轮,每年7月,当我攫取到一整片向日葵田野散发出的光芒,那些真正发亮的花形其实却被隔绝在我的视域之外。人类肉眼可见的光谱,不过是电磁波谱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世界之大,有的是我们看不见的闪耀之物。

  有一种叫作“视觉盲区”的东西,或许可以作为我们讨论“消失”与“重现”的起点。对于前文提及的雌鹿而言,它之所以看不见我,是因为我静止不动,而并非因为我的形体轮廓模糊不清,或是我穿了一件棕色毛衣。对于乌鸦而言,我这副陌生面孔才是它们的盲区。换作灰松鼠,它的视觉盲区是我的阴影轮廓。我自己的视野范围只有120度,在多数情况下只能看见自己周围的东西,所以我知道,那些昆虫、两栖动物、啮齿动物和鸟类常常会避开我的注意范围,召开秘密集会。可问题是,我们究竟该如何区分“真正意义上的不可见”和“正巧落入视觉盲区”的情形呢?

  在森林里待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对“不可见”的想法着了迷。在这里,我时常不经意地察觉到“隐形”事物的存在,这与“世事无常”的概念颇有些不谋而合的意味。我从中感受到一种内敛的优雅、一股审慎的力量,还由此得知在极度私密、独立的情况下,依旧存在着对外部世界进行深度体察与接纳的可能性。倘若你问我为什么会对这些不可见的事物着迷,我会说,这是因为这类行为在人类群体内部实在太过罕见。近年来,我们前所未有地忙于思考究竟怎样才能持续吸引他人的关注。

  然而,我们人类也有各种各样“被看见”与“不被看见”的方式。我们对“不可见”的衡量标准不仅限于视觉,而且已经超越了物理意义上的电磁波谱范畴。熟悉的面孔、颜色敏感度与周边视觉范围,只是最浅层意义上的“可见”。无论在物理、心理还是科学领域,人类都创造出了数量庞大的战略方案,用以指导自身进入或离开他人的视野。这些方法有的摄人心魄、使人着迷不已,有的又带有欺骗、操纵的意味。它们或给人希望,或使人绝望。它们在亲和与疏离、逻辑与凌乱中摇摆不定。怪异之余,又难免笼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在今天这个透明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时代,是时候让我们再次审视这些前人留下的创新策略了。

  如今,曝光度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通用的货币,社交媒体的盛行以及监控手段无处不在的经济社会,共同颠覆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在其1979年出版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自恋文化》(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中写道:“当今社会的成功必须通过公示获得认可。”40年后的今天,人类对透明化的盲目崇拜以及无所不能的新式科技,完全应验了拉希当年的预言。活着就是为了与人分享生活的回馈,一个人活得好坏,不在于他真正做了什么,而在于被别人看见做了什么——这些早就成了人类社会中司空见惯的观念。

  首先受到透明化风潮冲击的就是家,这个曾被认为是每个人都拥有的私密场所。托儿所里,接入互联网的婴儿监控设备配有高分辨率摄像头、内置麦克风和肢体动作传感器。尽管这些设备能使人对婴儿安全的密切关注得以实现,却也重塑了父母、婴儿与看护者之间的关系。能够连接Wi-Fi的芭比娃娃、内置蓝牙装置的小猫玩偶以及带有录音功能的泰迪熊,这些“联网玩具”虽然是互联网时代下与时俱进的产物,却也使孩子们的个人信息——住址、生日及照片等,随时面临被窃取的风险。厨房里的智能冰箱可以收集主人的购物习惯信息——这方面倒还好,但各种牌子的智能电视都在秘密追踪观众的收视数据,再转卖给广告商以使其得以向目标受众精准投放广告。真空清洁机器人可以记录房间摆设,亚马逊公司的个人家居助手“Alexa”提供的录音与行为记录甚至可以在法庭上作为呈堂证供。无论是发邮件、用谷歌、探讨某件事,还是搜索心仪的裙子、书、烤盘或草坪修剪机,只要联上网,我们就会被无形地追踪,等待我们的,会是永无止境的弹出窗口以及网页边栏里的广告。

  走出家门,我们的定位信息依然逃不过电信公司的监控。经过收费站、刷信用卡、租车或者乘飞机,都会让大数据收集的个人信息越来越多。哪怕我们什么也不做,行车记录仪、后院摄像头,还有在银行、商场、加油站、交通枢纽、便利店以及街头巷尾的各式各样的微型摄像头与闭路监控电视也会默默地盯着我们。无人机越做越小,装载在上面的摄像头也越发精密,从播报新闻与路况到远程监控私人及商用财产安全,它们的用途无所不包。明星经常出没的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采用了一种面部识别软件来对付那些声名在外的狂热粉丝,并装备了新式雷达,用一些广告牌追踪附近司机的手机信号,从而使电信公司与广告商得以变本加厉地密切监视消费者的行为模式。2016年,巴尔的摩市政府为了打击犯罪,不惜动用航空监控摄像头来监视方圆30英里内的街道活动,然而却没有一个人发现自己的一举一动其实都已经被摄像头记录了下来。还有一种更加贴身的智慧设备——“Snapchat Spectacles”(眼镜),用户只需轻轻按一下镜框,即可为当下所见的任何影像拍摄10秒短视频。

  队伍日益壮大的电子消费品为我们带来了便利与效率,却也侵蚀着传统意义上的隐私。采用触摸屏设计的“FrontRow”项链式便携摄像头,可实现录像、直播和拍摄延时视频等多项功能。“Facebook Live”与“Periscope”等直播服务允许用户向全球观众实时直播日常生活,将我们对窥探他人隐私的狂热进一步推向高潮。随着物联网的不断扩张,家用电器、珠宝饰品和各类电子辅助装置对我们的数据监控只会有增无减。无论自愿与否,每个人都将被卷入隐私透明化的时代洪流之中,越陷越深:一方面,我们自愿佩戴Fitbits公司开发的智能手环,上传自己的实时方位信息,使开发商一览无余;另一方面,亚马逊公司已成功申请手环专利,将手环用于实时监控员工行动、去向和工作效率。我们内心的渴望、想法的转变、生活习惯和对各类新知的好奇既见证着我们生活中每分每秒发生的事情,又出卖了我们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东西。2018年,当媒体曝出Facebook(脸书)将87000份用户数据开放给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用以分析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的选民偏好时,标榜“互联互通”的社交媒体无疑不再是一个令人愉快放松的场所,它展露出了危险的一面,更使人不禁担忧“监控国家”(surveillance state)是否真的正在逐渐建立。

  在隐私日益透明化的今天,一个新词应运而生:公共形象(optics)。这个词与光学没什么关系,它更多地影射了一个现象,即事件与问题的本质不及它给人带来的视觉印象重要。科技革命在改变信息传递方式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向外界展现自我的方式。相应出现的新词“身份策划”(curating identity)指的就是自我宣传、打造个人品牌,以及在社交媒体上创建、培植各类形象,以便一个人从消费、社交、政治与专业等各个角度展示自我。在商品化程度逐步加深的今天,这种“身份策划”的能力被认为是富有市场价值的必需品。“数据生态系统”(data ecosystem)一词描述的是错综复杂的信息网络,在创造消费者行为模式的同时也不断地追踪着这种行为模式的转变。“神经政治学”(neuropolitics)指的是通过读取人的面部表情来帮助政治竞选团队更好地分析选民对某些政治候选人的反应。还有“草根名人”(microcelebrity),指的是红极一时但人气迅速衰退的普通人,他们通常是Instagram(照片墙)和Youtube(时人戏称为“油管”)上的活跃分子。

  早在几十年前,“个人数据挖掘”(personal data mining)甚至还算不上一个有意义的词组,但在今天,它已成了“后隐私时代”的一个行业代名词。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历来致力于保护消费者隐私,持续对抗电信公司兜售通话记录等个人隐私信息的行为,早年甚至还禁止过影碟租赁店出卖个人租碟信息记录。然而,近年来,FCC的监管力度持续下降,到了2017年,禁止服务供应商出卖消费者数据的相关监管措施已有所放缓,开始允许这些商家通过用户的网络浏览记录和网购历史数据牟利。

  如果我们不想默许这种行为,不如索性用胶带封住智能手机和网络摄像头。Facebook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美国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都曾公开承认自己使用过这种老掉牙的安全手段。在这一点上,英雄所见略同,因为我也这么做了。每天早晨打开笔记本电脑时,我都会看到这件小小的DIY作品——一块胡乱贴着的胶带。被贴住的地方像是代表着数字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的尴尬关系的愚蠢标志,它试图让自己变得令人难以觉察,实际却显眼得可笑。

  随着时代的变迁,曝光已由被动变为主动。在珍妮弗·伊根(Jennifer Egan)发表于2001年的小说《望着我》(Look at Me)中,模特夏洛特因一场车祸容貌严重受损,却仍然挣扎着重新建立、接纳自己的身份。对于个人职业选择,她这样解释道:“被人关注的感觉如此重要,以至于像是唯一值得采取的行动。相较之下,我所做的任何其他尝试似乎都是被动的、徒劳的。”我同意这一点。在近期开展教学工作时的一个下午,我被校方派去接待一个前来拍摄校园生活纪录片的摄制组。我当即断定,如果这两位扛着摄影机的摄影师出现在教室,学生们肯定会变得扭捏。毕竟,摄影机会让学生们非常在意自己在镜头前的表现,课堂讨论也会因此变得生硬而尴尬,有的学生甚至可能因为害羞而不敢像往常那样积极地参与讨论。但令我始料未及的是,学生们突然变得更加活跃,不仅坐得比以往更直,发言时斟字酌句,甚至在援引时更加谨慎,更加在意出处的正确性。在摄影机前,他们的活跃度大大提升,让整场课堂讨论都焕发了生机。不过,造成这种现象的并不是站在摄影机前的行为,而是在摄影机前与他人进行互动、对话的体验。事后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也不足为奇。毕竟,这些孩子打一生下来就频频暴露于镜头前。无论是他们学会迈出第一步、吐出第一个字还是自己第一次乘校车,都有人从旁记录下这些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当然,在他们的心目中,镜头已不仅是一个让人身心愉悦的存在,还能给他们带来安全感。

  但镜头难免让人分心。当一个人通过在公众面前展示形象建立自我身份时,必然会导致某些东西的丧失、某些自我身份的核心成分被稀释,以及某种权威感或隐秘感就此瓦解。人们似乎习惯将“不被看见”与“藏起来”画上等号,但事实果真如此吗?现在不但是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我们重新评估低调生活能带来哪些益处的良好时机。在当今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我们还可以试图寻找一些避免持续曝光的方法,并重新审视“不被看见”“不被发现”或“被人忽略”等状态的价值所在。有没有可能“不被看见”并非简单地等同于“逃避现实”,而其本身就是一种有意义、有力量的条件呢?主动选择“不被看见”或许标志着一种从容不迫,昭示着源于内心的安全感。避免成为瞩目焦点的渴望,并非充满自负意味的自我孤立,也不是毫无意义的随波逐流,而是为了能维持自我身份、保护自我所有物、坚持自主并且维护话语权所做出的努力。它不是要我们逃避数字世界,而是希望我们在持续曝光的生活方式之外寻找某种真实的替代方式。它不是不假思索的抹杀,而是具有思想深度的觉察。这种“大隐隐于世”的生活方式,既不可耻,也不会让我们无功而返,这是一种适应当前瞬息万变的社会、文化及环境的必要之举。人类的努力可以是内在的、私人的、独立的。这种潜藏于心灵深处的态度不仅不会使我们感到痛苦,反而会让我们受益。

  “不被看见”有时也能使人在非常时期活得更有尊严,并给人带来某些机遇。例如,名不见经传的小市民可以在公共场合抽烟或超速驾驶,等待他们的至多是一张普普通通的罚单,而不会是手铐或身陷囹圄的可怕代价。在诸多普通犯罪案件中,不起眼的人反而能躲过风口浪尖,逃避制裁。但话说回来,从数字世界中暂时抽离、隐退或断开链接,还只是职业人群、学术人士或商界精英的专属奢侈品。我认识一位年轻教师,他正努力从客座讲师晋升为正式教授。这位教师用不以为然的口吻告诉我,一群CEO组团前往摩洛哥旅行,期间“所幸没有社交媒体打扰这段清净的愉悦时光,但如果换成他们手下的员工做同样的事,就会落得被炒鱿鱼的下场”。对其个人经历,这位年轻教师还坦言道:“如果我不再对外宣传自己,下一学期很可能就会丢了饭碗。我作为教师的全部价值并不取决于自己投入课堂教学中的沉寂时光,而在于我的社会曝光度有多少,或是我在出版物以及新闻通稿中看上去有多么酷炫。”

  对于游走在社会边缘的人群而言,“不被看见”有着不同的含义。这些人由于经济状况、种族和社会地位等原因,成了被排挤、疏远和严格监控的对象。因为几乎没有存在感,这些人在社会中如同隐形。我曾在纽约市区看见一个流浪汉坐在街边,用膝盖支撑着一块手写的标识牌,上面写着“我们或许被忽视了”几个字。由于“不被看见”使人容易联想起社会边缘人群,所以它也被笼罩上了一层负面色彩。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只要是“隐形”的人,就会自动与粗鄙、偏见、羞辱和失败画上等号。诚然,其中一些人的确存在这样的问题,但还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是生活富庶的退休人员、不算年轻的女性,或是苦恼于自己没那么多Twitter(推特)粉丝的千禧一代,难道这些人也是社会的负担吗?“不被看见”在不同的情境下可以有截然不同的作用,它有时是我们逃避现实的手段,有时又能帮助我们达成某些目标。鉴于它集太多含义于一身,我们有没有可能将这些含义暂时搁置一旁,转而在“不被看见”的群体中挖掘出更大的人类价值呢?

  至少,“不被看见”的人并没有很强的虚荣心。在社会交往极受追捧的今天,社交联系的增强,必然伴随着个人隐私的曝光。网站、论坛、社交媒体和通信软件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自我存在感,还帮助我们与外部世界建立了某种联系,增强了我们的互动意识。网上社区摆脱了地理与政治上的边界,培养起一大批忠实用户。这些社交网络使不同背景的人得以互相联系、交流思想、分享经历、探讨知识。在某些情况下,正是社交网络的隐蔽性为其发展壮大提供了温床。我认识的一位管理顾问告诉我,人们在虚拟世界中同样可以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而且挣脱了性别、年龄、种族与社会地位的束缚。他说:“这种‘去标签化’的沟通机制,使每个人的声音都更有可能被他人听见。据说,为网络社区贡献最多的人,往往是现实生活中性格内向、甘居幕后的人。”

  然而,这也伴随着个人隐私的持续暴露。最近,我有一个朋友关闭了个人网站。她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家,著有好几本书和无数篇文章。她在博客上与读者互动,接受过国家级电视台的采访,并带着自己的工作心得,在大半个美国做了巡回演讲。她的观点被主流媒体广泛讨论,有些甚至在公共对话中被提及。个人网站是她与读者联系的纽带,早先每天约有150人的访问量,而她某次在媒体报道中露面后跃升至近1500人。“这是我用来出售自己的书的流动摊位,”她说,“这种充满活力的交互方式是我和外部世界彼此联系的桥梁,它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外界的大门。当它消失时,就好像我的个人身份也随之消失了一样,没有人能够找得到我,我成了一个隐形人。”她将网络视为连接自己与读者社群的一条透明丝线,并将这次网站关闭事件形容为一次重大打击。接着,她停顿了一下,继续道,“如果说我这个人的构成有100%,那我现在只有2%的部分感觉良好。”

  这“2%”的比喻使我兴味盎然,因为它可能正是为“隐形状态”正名的契机。通过剖析这“2%”,或许我们才能有自信地说,“隐形状态”的意义远不只是表面上那样简单,还可以重新将其考虑为积累人生阅历的积极条件。不被人注视的生活方式正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事实证明,社会曝光或许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重要。大约自2012年Snapchat(一款具有“阅后即焚”功能的照片分享应用)面世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在时尚界,一些设计师已经开始主动放弃对品牌名称的强调。最近,某新晋时尚创业者被媒体形容为“神龙见首不见尾”。尽管媒体对他趋之若鹜,却怎么也拍不到他的照片。据称这位设计师平时爱以“伪装”示人:牛仔裤配格子衬衫,衣衫不整,脚上穿一双登山靴。生活中,许多年轻父母已不愿在网上晒出孩子的照片。我有一个朋友,前不久刚抱上孙女,小孙女睡着时可爱的样子让她情不自禁地拍了好几十张照片。谁知,她那30多岁的儿子却对她抱怨道:“妈,拜托,你自己看看她就行了!”还有如今的新生代青少年,对于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个人约会经历非常谨慎。或许是因为过度频繁的“自尊”行为容易发展成对他人空间的侵犯,包括罗马斗兽场、法国凡尔赛宫、麦加古城、美国“Lollapalooza”音乐节、悉尼歌剧院和迪士尼乐园在内的各大知名场馆,均已禁止游客使用自拍杆。

  一夜之间,大街小巷好像充满了各式各样关于保护隐私的新鲜点子,它们越来越多地被市场化和商业化。某天下午,我走在纽约曼哈顿街头,途经一家名叫“匿名”的美发沙龙,又路过一家叫作“隐舍”的餐馆,两者不过相隔一两个街区。前段时间,妮维雅(Nivea)发布了一款名为“黑白无形”的新品除臭剂,其卖点在于去除异味的同时,不会使任何一种颜色的衣服染色。这种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命名方式不禁使人联想到,“隐形”或许也可以是日用品领域的一种进步。最近,科技圈时兴起一款名叫“Blind”的聊天应用,它允许科技公司的员工在上面匿名讨论薪水、办公室等级制度和公司政策等敏感话题。还有一本名为《隐形的艺术》(The Art of Invisibility)的新书,为人们保护个人数据提供建议,如设置加密算法、强密码、生物锁等,并就如何建立另一个身份提供思路。作者甚至宣称,这个新身份“可以完全与你本人无关”。

  最近有一部虚拟现实题材的电视连续剧《隐形》(Invisible),讲述了纽约市一个显赫家族的故事。这个家族的财富、地位乃至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好像都来自这家人与生俱来的隐藏技能。“每个家庭都有秘密”,这部剧的宣传标语如是说。2015年“超级碗”赛事期间,电视上播出了女演员敏迪·卡灵(Mindy Kaling)为美国全国保险公司拍摄的一支广告。在这支广告中,卡灵饰演的是一位总是被人忽视的有色人种女性——无论是漫步于洗车中心、在中央公园裸体做瑜伽,还是在超市过道上边走边享受着一大桶冰激凌,她都如同隐形。广告中的卡灵大口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因不为人所注意而感到心满意足。

  2015年秋,一件材质为聚酯纤维的黑色紧身衣成了当季最受欢迎的万圣节装扮服饰之一。这件衣服充分贴合人体,虽然使个人身材显露无遗,却也为穿着者提供了一道与黑夜融为一体的保护色。穿上这件“隐身衣”后,大人物也会化身为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孩子们一改往年披上白色床单扮幽灵的老派作风,纷纷穿上这件紧身衣,这样,他们也能轻而易举地“隐身”了。被隐藏起来的并非真实的肉身,仅仅代表着个人身份的暂时消亡。他们并非幽灵,却也不是任何人。那年万圣节,有个孩子正是穿着这样一件紧身衣,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过我家门廊。尽管我不太了解她为什么会选中这样一件衣服,但我猜这可能与她从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成长经历有关:出生后就被摄像头拍着,在保育院里被监视着,第一次说话和刚刚学会走路的点滴时刻也都被一个不落地记录下来。有个朋友最近告诉我,她那两岁的孙女已经学会如何在手机摄像头前摆造型了,知道如何伸展小腿,也知道以哪种角度扬起自己的小脸会显得更加可爱。

  试问,在全副武装式的黑色紧身衣面前,哪个孩子或成年人能做到无动于衷呢?又有谁不想时不时地“消失”一阵子呢?在这个个人隐私日渐消亡的时代,“大隐隐于市”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了一种特权,自带神秘又迷人的光环。或许正因如此,奢侈品行业也开始在品牌宣传中引入此类元素。劳斯莱斯“幽灵”(Ghost)系列车型售价为31万美元起,噪声小、动力强、风格节制、操作简单以及具备“呵护你不受外界干扰”的性能正是其主打卖点。其网站上的宣传标语——“风格的本质。新的篇章。我是‘幽灵’”,低调又不失霸气。光是想象一下自己处于私密的空间内,如“幽灵”般安静地随车穿梭,就让人不禁心驰神往。它是一件奢侈物、一件商品,也是一种特权身份的象征——它正是人们渴求的东西。在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和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的小说中,隐士般的主人公在静默中爆发力量已不是什么新鲜题材。在威尔斯于1897年发表的科幻小说《隐形人》(The Invisible Man)中,主人公格里芬是一名自称“实验研究者”的物理系天才。为了成为梦寐以求的“隐形人”,他发明了一种药剂。他先是用这种药剂在猫身上做试验,不仅使猫通体变白,还使它精神失常。后来,格里芬走火入魔,不惜将这种药液注射进自身体内。对于自己的行为,格里芬这样解释:“(隐身术)凌驾于魔法之上。我毫不犹豫地认为,一个人在隐身后反而能拥有更广阔的视野。神秘、力量和自由,无一不在他身上实现。至于缺点,我尚未发现。”秉持着对“隐形”的仰慕,也为了满足个人的求知欲、为自己提供便利,格里芬的追求竟然真的通过他发明的药剂实现了。可在将自己隐形后不久,格里芬就变得道德沦丧,甚至抢劫了自己的父亲。最终,他发现,自己无法逆转隐形的过程,再也恢复不到原本的状态。为了表现出这种被迫永远隐形的绝望,经过改编的同名电影中的画面展现堪称经典:在格里芬头部绑着的绷带缓缓解开,里面空无一物;白衬衫在房间里飘浮;自行车独自在路上行驶;香烟孤独地悬在空中。直到死后,格里芬才得以恢复真身。整部小说和影片都在传递着这样一则信息:科技进步可能会剥夺我们的身份与人性。

  1952年,埃里森也出版了一本名为《隐形人》的小说。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个没有姓名的黑人,努力在美国社会中打拼。作为一个社会中的透明人,他承载着美国白人群体对有色人种的假设、信念和期望。小说开篇,这位主人公就独白道:“当他们靠近我时,只看见我居住的环境、他们自己或他们想象中的虚构元素——事实上,他们看见了一切,却唯独没看见我本身。”尽管被视为隐形,他却仍然必须戴上假面,使用假名,荒唐地活成别人的样子。

  编剧玛丽·蔡斯(Mary Chase)也在1944年的一个知名剧本中塑造了一个名叫哈维的“隐形人”形象。哈维是一只6英尺3英寸高的兔子,会说人话。蔡斯创作这个剧本的灵感源于自己的一位邻居。在独子不幸为国捐躯后,这位邻居依然日复一日地上着班,直到被单位无情地辞退。哈维的原型取材于凯尔特神话,这只人类无法以肉眼看见的兔子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人类臆想出来的朋友、参谋以及来自精神世界的亲善大使。它主张待人友善,反对人与人之间精于算计,这种思想与当时疲于战争的美国国内环境产生了共鸣。它令人生畏,尽管它的形象滑稽,但它的存在促使人们开始思考关于精神疾病、酗酒恶习、社会规范还有人类的想象力所具有的力量等问题。

  大学时代的一个夏天,我在某剧院打工,恰逢这部剧在这家剧院上档,于是我一连两周每晚不落地反复观看了这部剧。大约40年后的今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记不清那只硕大的兔子当初是否真的出现在了舞台上。但我分明清楚地记得那只有着雪白爪子和竖直耳朵的大兔子赖在壁炉边的摇椅里、跷着二郎腿的慵懒样子,我甚至仿佛能听到它在我耳边轻声细语。然而,最后我意识到,大兔子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在舞台上,甚至连声音也没有发出过。它的存在完全仅仅通过舞台剧演员的对话和行为加以表现。这场误会不仅证明人类的记忆可以凭空捏造出许多东西,还告诉我们看见与不被看见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它揭示出,人类想象中的观点与图像可以从虚无化为有形。我在这里将兔子哈维与威尔斯笔下的格里芬或埃里森塑造出的无名主人公相提并论,并非有意抬高哈维的艺术贡献。毕竟,威尔斯与埃里森的小说以十分犀利的笔触,对当时的社会弊病进行了切实的抨击,因而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与社会意义。我借用这只好心兔子的故事是想让大家知道,看不见的东西有时反而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智慧和启迪,帮助我们参透一些平常不易理解的真相。它们也可以拥有自己的一番天地。

  如今,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好像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我希望,这世间有多少展示自我的方式,就有多少隐藏自我的途径。尽管数字时代使我们近乎无所遁形,却也为我们提供了各种隐藏自己的可能。例如,市面上出现了不少用于隐匿身份的装置和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设备,甚至有一种反光服装材质,可以利用红外线扭曲物体在人眼中呈现出的形态,与人类的视觉开玩笑。

  可即便有了这些技术,在21世纪的今天,横亘于“视觉”和“认知”之间的鸿沟还在不断拉大。人类已经了解到,宇宙中含有抽象的、无法察觉的暗物质与暗能量,也正是它们驱使着宇宙持续扩张。据称,暗物质约占宇宙已知容积的27%,暗能量占68%,剩下的可见物质占比不过5%。在其著作《意外的宇宙》(The Accidental Universe)中,物理学家艾伦·莱特曼(Alan Lightman)将看不见的物质分为以下五类:第一类是不断膨胀的宇宙;第二类是地球的自转和公转;第三类是微波和无线电波;第四类是时间的延展;第五类则是亚原子粒子的波动本质。他还写道:“人类已对这些领域的知识进行了探索,建立起熟悉感,更不用说还据此发明出新的技术了。”换言之,即便我们看不见某种东西,也并不代表我们无法认识它。

  不过,与人类建立起熟悉感的“看不见的东西”,并不仅限于宇宙中的暗物质与暗能量。不必多言,我们每个人每一天每时每刻都被各种各样看不见的东西围绕着。尽管无处不在的监视和大行其道的社交媒体或许让我们很难相信这一点,但我们的想法和信念本身,甚至包括我们所有的情感联系和宗教信仰,在本质上都是肉眼不可见的。或许,我们之所以会对看不见的东西感兴趣,是因为我们渴望隐藏自己。在理智驱使的生活和行动之下,还深藏着我们的热望、恐惧、希冀和动力。正如人类已经逐渐了解到可见光只是电磁光谱中的一小段,我们也知道,人类目前已知的知识与经验只是冰山一角,我们周围的世界堪称一部奥妙无穷的百科全书。难怪英国作家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在《云图》(Cloud Atlas)中写道:“权力、时间、重力和爱,这些举足轻重的东西全都是肉眼看不见的。”“不可见”这个词覆盖的疆域本身正在不断扩大。

  在2014年出版的《隐形人:感谢职场中的无名英雄》(Invisibles: Celebrating the Unsung Heroes of the Workplace)中,作者大卫·茨威格(David Zweig)详细地列举了人类行善的方式,并使我们看到,有些人可以在毫不顾及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做出善举,只为从中获得巨大的个人成就感。正如茨威格所指出的那样,有人在职业上取得成功,“不为哗众取宠,只为尽忠职守”。这种想法在今天可能显得有点匪夷所思,但在上一两辈人看来,或许这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茨威格还发现,无论从事何种职业——核查员、香氛设计师、结构工程师还是剧组道具师,能在自身领域内取得成功的人都兼备三个共同特点:不太愿意受人瞩目,对工作一丝不苟,并且具有强烈的责任感。

  我同样在我身边那些低调的人身上观察到了这些特质。一位朋友从事电影特效制作,却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片尾的演职员名单中;另一位从事木雕设计的朋友,从不在自己精心雕琢的作品上署名;还有一位平面设计师朋友,当初选择这份职业的原因很单纯——它允许从业者默默无闻。“我不知道平面设计师应该是什么样的,”她对我说,“没有人在乎我是谁、长什么样,我也不想被人关注,只想将全部注意力放在工作上。”在这方面,茨威格也写道:“无名英雄们纯粹想从工作中获得满足感,而不太想引人注目。这种根深蒂固的本质特性值得我们每个人追寻。职场上的无名英雄不是一群特立独行的人,他们和我们一样,只不过甘愿安静地待在自己领域中的一隅,处在我们生活光谱的最远端。以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背景去观察,其实我们都有可能成为无法被看到的‘无名英雄’”。同理,在建筑和设计领域,“隐形”也是一种平凡的美德。德国工业设计师迪特尔·拉姆斯(Dieter Rams)认为,伟大的设计不会引人注目。当使用者拿起笔、坐在椅子上或轻松地走进建筑物时,自然而然地就知道自己要写字、休息或进入另一个环境中去,全然不会记起设计目的本身。还有咖啡壶、剃须刀和键盘等物品,凭借自身形态就能巧妙地传达其用途。在拉姆斯作此言论10年后的今天,加拿大设计师布鲁斯·毛(Bruce Mau)再次强调,好的设计应当是隐形的,如果哪一天它开始受人瞩目,也就表明它到了该寿终正寝的时候。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隐形的设计承载着越来越重要的价值与意义。新一代的建筑师开始意识到,建筑作品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形态和构成,还在于建筑师为其营造的环境、气候、能量和生态系统。无形的光照、空气、热度和整个环境的氛围所具备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传统的有形建筑材料(1)。

  2016年秋,纽约市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举办了一场主题为“积尘”的有声展览,可以说是对那些平日里毫不起眼的物件的一场盛赞。这场展览展出的并不是馆藏的大师级杰作,而是些采集自壁架、窗棂、廊道、百叶窗或者镜框等处的碎屑,旨在唤起观众对日常生活中尘土般不起眼的物件的注意,并展现出这些物品本身蕴含的艺术感。博物馆的空气过滤系统经过了严密检查,以确保这些最难清洗的艺术品不受损害。或许是不希望观众抱着看好戏或嘲讽的心态来观展,主办方才不断地提示观众,即便是尘土这种微不足道的东西,也包含着某种具有神性的成分。毕竟,我们生于尘土,也终将归于尘土。

  话说回来,诗歌可能是最适合表达出“不被看见”的状态的媒介。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说过,诗人是“无名小卒的神父”。纳奥米·希哈布·奈伊(Naomi Shihab Nye)以轻松的人生之旅为主题,创作出了《消失的艺术》(The Art of Disappearing)一诗。如果被人在杂货店里认出来,奈伊建议“这个人应该点头示意,然后像棵卷心菜一样继续不动声色”。她还提议:“走路时感觉有如一片树叶,知道自己随时可能飘落,然后趁机想想该如何打发时间。”这片看不见的树叶没有侵犯他人,也不会趁火打劫,更不是试图逃之夭夭。奈伊所主张的,只是默默地存在于未被注意到的地方而已。

  奈伊心中的森林枝繁叶茂。我可以告诉你,“不被看见”意味着什么,它不是寂寞、孤独、秘密或沉默。虽然这个主题在本质上难以参透,但我仍希望在这方面为大家提供一些参考,使我们重新与“看不见的世界”建立联系,重新审视、构建我们在其中的位置,获得更活跃的参与度和创造力。找到不被人看见的诸多方法是一种极具实践意义的行动。默默无闻先是一种自我保护,之后很快就会演变成一种自立的态度,演变成一种深深的自我满足感和归属感,让我们对自己是谁,以及自己适合的位置有更深的了解。

  不被看见是一个变化多端的想法,可以有许多层含义。有时,它仅仅指在范围上或对重要性层面而言的降级;有时,它带有贬义,指的是一种蛰伏的状态,随时准备去颠覆、去欺骗;有时,它是一种心灵上的空虚,一种逐渐消弭,直至最后消失不见的行为;有时,它甚至还会伴随着武断、残暴和丧失等行为的发生。例如,罹患自闭症的孩子原本有那么一点点的个人身份意识正在萌芽,却终因疾病而被迫丧失。还有刚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原先显著的性格特征好像正随着病程的进展一步步消亡。对于深受社交恐惧症困扰的人而言,消失在人群中可能令他们求之不得。总之,不被人看见可以是一种隐喻、一个与视觉开的小玩笑、一种心理状态、一种物理层面的意义,或是一个神经科学问题。它虚实不定、可强可弱、亦正亦邪,既可能是主动选择的结果,又可能是被迫陷入的状态。它可以是模棱两可但让人心痒难耐的,也可以是直截了当到近乎淡而无味的。不被看见的状态通常被认为与违法乱纪脱不了干系,带有犯罪、脱责、欺骗或窃取的消极意味。但在我看来,事实可能恰恰与此相反。

  一个人既可以独自消失,也可以和他人一起欢腾着隐没于视野之外。集体亢奋(collective effervescence)指的就是一个社群的成员自发性地交流思想并在行为上直观地集体采取相应行动进行协作的现象。不被看见的状态并没有时间限制,可以是短暂的,也可以是持久的。我们大可遵从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在公元1世纪写下的箴言,找一块带着红色斑点的碧石,还有一株正值花期的向日葵,然后唱起一系列的歌来(2)。民俗学家斯蒂斯·汤普森(Stith Thompson)列举了可能存在于隐形状态中的一系列构成要素,包括一朵花、一支蜡烛、一块石头、一张面具、一粒种子、一个鸟巢、一棵草本植物、一件衬衣、一把剑、一面镜子和一颗动物的心脏(3)。在我家门廊前的那根藤蔓上停驻着的竹节虫是隐形的,它一动不动,不仔细看就只是一根小树枝,却又如此真实地存在着。作为冰岛神线位圣诞老人之一的葛力·高克(Gully Gawk)也是隐形的,他怪异又神秘,喜欢从成桶的鲜奶中偷偷捞走浮在表面的泡沫。

  接下来,本书呈现给大家的,既不是什么物理学讲义,也不是新技术入门指南。让自己不被看见的途径有许多种,有些更微妙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逃离社交媒体与信息监控。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我们可以少发些微博,读读马克·斯特兰德(Mark Strand)的诗,或者专心学习潜水。

  我个人逃离公众视野的旅程从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开始。置身其中,会发现自己内心被人注意的渴望其实比想象中要少很多。在这里,“不被看见”是一种力量,而非弱点。正如美国博物学家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在其文章《看见的艺术》(The Art of Seeing Things)中写道:“鸟类,动物,所有野生生物,大多数都在试图逃离人类的观察范围。鸟儿将艺术凝聚于自己筑起的巢,人所追寻的艺术就是使自己变得不受瞩目。”不过,离开大自然后,我又回到纽约市的一张咖啡桌旁。我还去了罗切斯特市的一家物理实验室,还有位于布鲁克林区的一家虚拟现实体验馆。整个旅程始于人流高峰期的纽约中央火车站,一直到大开曼岛附近的珊瑚礁,最后在冰岛某海港小镇的一条岩石裂隙处画下句点。

  现在的我终于明白,自我消失后,人的同理心可能继续存在,甚至有增无减。在海平面以下的世界里,万物沉寂,物理意义上的有形和存在变得不那么绝对。但在冰岛的陆地上,一切都成了想象力的产物。对不被关注的人群的信念,构成了这个国家历史与地理的一部分,而这也与我们在数字领域中的人格构建密切相关。这个世界上可能还有许许多多的地方——只是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而已,但它们都印证着同一个道理:在人类体验过的所有不同的领域中,无论是谁都可以将自己的身形隐匿。这些体验使我们有幸得以重新审视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躲开无处不在的闪光灯,转而找寻只有在远离外部视野、独自面对内心时才能获得的强有力的独特内在性。

  从个人经验来看,我认为远离公众视野的尝试大致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看不见的世界囊括了所有人、事、物及平时不那么显眼的行为。另一方面,我们自身是否有动选择隐匿,或许又是另一回事。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这些体验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反而时常容易出现交会。看不见的世界就在我们身边,而我们自己,也可以成为其中的一员。

  20世纪70年代末,当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希表达对自己默默无闻的时光的怀念时,却不知道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早在1757年就发表了一篇与此观念不谋而合的文章,名为《从哲学视角探究崇高而美丽的人类思想起源》(A Philosophical E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其中提倡所谓的“审慎的隐秘”。在伯克看来,让人类为之神往的正是那些未知的、看不见的东西。他在文章结尾写道:“(诗)的隐秘性,虽然使它比其他艺术形式更为笼统,却也平添了一种凌驾于热情之上的力量。我认为,在若干种因素的同时作用下,人类生来就对隐秘的想法更为着迷。只要加以正确的表达,隐秘的想法甚至比显而易见的想法有着更强的影响力。”在这方面,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表述则更具神秘感:“我害怕失掉自己的隐秘性。就像芹菜一样,真实在暗处才能蓬勃生长。”

  我想,较以往而言,这种观点或许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关联更为密切,必要性更强。这并非因为我们应当更加谦逊、保守、审慎或内向(哪怕这些品质对我们有好处),而是因为地球上的温室效应正在加剧。在不远的将来,全球人口就会突破90亿大关。届时,人类恐怕别无选择,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具体而言,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评估个人身份及其弱化后的结果,以及思考我们应如何看待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重要。

  当美国陶瓷艺术家伊娃·蔡塞尔(Eva Zeisel)被问及如何做出美的东西时,她那广为人知的回答是:

  我的儿子卢西恩在他两岁时,把他奶奶的一对金耳环扔出了窗外,这是他因不愿睡午觉而做出的抗议。尽管我对他适度教育了一番,但同其他许多家长一样,我的好奇心闸门也因此打开:这是儿子有意为之的重力小实验吗?他是想待会儿去外面找回耳环私藏起来,还是纯粹出于讨厌才扔掉它们?莫非一个小贼正好被我抓个正着?虽然他态度坚决,但这背后到底在酝酿些什么呢?当然,小孩子才记不住这种事。即使他真有什么计划,恐怕也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后来我才明白,低龄儿童出现这类行为并非反常,这是他们对周遭世界的探索。通过这种行为,他们发现自己可以使某个物体从视野范围内消失。这一心理意象被儿童心理学家称为“客体永久性”(object permanence),最早见于五六个月大的婴儿,指的是人或物体即使在不被肉眼所见的情况下也是继续存在着的。“客体永久性”是儿童身心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形成“客体永久性”概念的婴儿会有一种安全感,知道妈妈(奶嘴、奶瓶或摇铃等一切相关物体)即使暂时离开,也会回来。正是在这个阶段,婴儿开始意识到一个令人兴奋的事实:即使某个物体离开视野范围,也不代表它必定不复存在。从此,隐私概念开始萌芽,难怪“躲猫猫”游戏能成为人们童年生活中巨大的欢乐源泉:我看不见你,但我知道你还在那里;我看不见你,但你能看见我。这虽是一项悖论,却时常带来欢声笑语。一个人与看不见的世界建立关联,或许正是发端于“客体永久性”概念的形成。

  在人的整个童年中,事物的消失与出现、离去与归来、隐藏与发现,是各类游戏的共同主题。当我自己的孩子还在蹒跚学步时,最让他们兴高采烈的事情莫过于把自己整个藏在被子里、毯子下或大衣中。他们会制造出些许动静,有时忍不住偷笑甚至尖叫,仿佛在故意宣告“我就在这里”,接着,他们会静静地等待。不一会儿,又会听到那边传来一阵笑声或是些轻微的声响。通过这种方式,孩子们发现自己能够影响、控制被人发现的进程。在“消失”的过程中,他们感受到一种对力量的掌控。

  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复杂的“捉迷藏”游戏使孩子们得以进一步安全地探索“消失”的力量,以及感受伴随“被发现”而产生的刺激感。正是在“儿童”这一完美的小小样本上,精神分析专家D. W. 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才有了这样的观察:“把自己藏起来让人身心愉悦,但不被人找到又是一场灾难。”如果说“躲猫猫”事关儿童认知能力发展,那么“捉迷藏”则与培养人的情绪控制能力有关。在儿童心理学领域拥有丰富经验的心理治疗专家大卫·安德雷格(David Anderegg)表示,“躲猫猫”是一个思维过程、一种问题解决方式,而“捉迷藏”则与情绪觉察及心理感受管理有关。“‘捉迷藏’的乐趣在于,孩子们在藏起来的过程中能够体会到一种力量感,并深信自己被人记在心上。”安德雷格表示,“藏起来的孩子知道自己渴望被别人找到,等自己真的被人找到时,又进一步印证了他们之前的想法(4)。”他还指出,假如某个不知情的孩子一直躲在树后或阶梯下等待被人发现,到头来却发现游戏早已被叫停而没有人在找自己时,这个孩子就会感到极度痛苦。由此或许不难引申出,以“消失”与“被发现”为主题的各类游戏活动,其实都给孩子们早早地上了一堂关于“自主”的课。

  难怪儿童文学中充满了各种各样可以使人隐形的道具,比如斗篷、帽子、戒指、盾牌还有魔法药水。这些故事用天马行空的叙事方式向我们证明,在孩子们学习成为更大的世界的公民的同时,“消失”也有着让想象力驰骋的力量。这种力量启迪着他们,又保护着他们,使他们受益终身,还为他们架起了一座通往知识的桥梁。在格林童话《十二个跳舞的公主》(The Twelve Dancing Princesses)中,一名随行的士兵正是靠着“隐身披风”才能尾随公主们渡过淌着银子的湖泊,又进入金子做的树林,最终解开公主们夜间去了哪儿,以及与谁共舞之谜。哈利·波特也有一件“隐形斗篷”,它足足拥有700年家族历史,能挡下所有咒语和“黑魔法”,助他毫发无伤地化解种种劫难。在连环漫画《凯文的幻虎世界》(Calvin and Hobbes)中,主人公凯文坚信自己能在必要时刻隐身,就连他的妈妈也对儿子拥有这项特异功能深信不疑。某天,他服下了所谓能够使他隐身的神药,然后试图通过偷饼干的行为来测试自己到底成功了没有。

  而安徒生于1845年创作的童话作品《钟声》(The Bell)有着更为恢宏的故事架构。故事中,某个村庄的居民总能在日落时分听到远方传来神秘的钟声。为了找到钟声的来源,他们去往森林。可有的人却开始垂头丧气、止步不前;还有一些人干脆将神秘钟声归结为幻听,而实际上这种诡异的声音可能只是来自栖息在中空树干里的一只猫头鹰而已。最后,一个王子和一个穷苦的小男孩经过艰难跋涉,找到了神秘钟声的来源。他们越过荆棘交错的黑莓丛,踏过遍布木百合与天蓝色郁金香的草坪,穿过橡树和山毛榉树林,越过横在前方的巨石,行过生满苔藓的森林,最终来到海边。在日夜交替之际的阈限空间中,那口看不见的钟再次鸣响。钟声在森林、海洋与天空间回荡,整个大自然有如一座教堂。读这篇童话的孩子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恣意徜徉,为他们插上想象的翅膀的正是他们纯净的心灵、与生俱来的信任以及对万事万物的好奇心。

  孩子们也能通过物理空间体验“消失”的感受。伯内特夫人(Frances Hodgson Burnett)的名作《秘密花园》(The Secret Garden)对于英国儿童来说是一个耳熟能详的经典故事。主人公是一个性情乖戾、不受疼爱的小女孩,她在约克郡的一片寒冷荒原上发现了一座环绕着围墙的神秘玫瑰园。在这座秘密花园中,她不仅收获了友情,还学会了如何爱与被爱。正如路易斯·卡罗(Lewis Carroll)笔下的爱丽丝不小心掉进“兔子洞”,凯·汤普森(Kay Thompson)塑造的艾洛伊丝[2]能够在广场饭店中自如地穿过一条又一条只有她知道的秘密通道与走廊,儿童探索世界的途径通常带有隐秘性,隐形的房间、花园、树林、树屋、灌木丛、衣橱、阁楼一角、台阶下方的间隙、河上漂浮的筏子或是内部空间仿佛无限大的家具——比如C.S.刘易斯(C. S. Lewis)构想出的那个大衣柜,它是通往纳尼亚王国的大门,在门后的森林里生活着各式各样神奇又神秘的生物——都是他们的秘密王国。人们可以消失在这些看不见的未知之地,有时是为了独处,有时是想要逃避现实,有时只是黄粱一梦,有时又希望企及一些有关人类与精神世界的难以参透的奥秘。而让孩子的想象力肆意驰骋(5)的,也正是这些未知之地。“全人类共有的权利到底始于何处?”美国前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在1958年的联合国演讲中这样发问,“在靠近家的细微之处。它与我们之间的距离如此之近,其本身又如此微小,以至于我们甚至无法在世界地图上明确指出它所在的方位。”

  在探究“捉迷藏”对儿童身心发展的必要性的问题上,现居纽约的心理学家艾莉森·卡珀(Alison Carper)写道:“有时候,每个人都需要把自己藏起来。我们需要进入精神世界中的私密空间,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审视。(6)我们需要这块隐秘之地,这是能让我们进行反思的地方。”她还表示,一旦我们“藏起来”,又会开始渴望被发现,渴望被人找到。如果我们一直不让生命中重要的人找到,那么“藏起来”就不再是一个游戏,而会演变为一种生活方式。但她也认为,是否拥有“个体意识”这一心理内核,决定着我们未来能否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7)。承认自己具有不为人所知、不为人所见的一面,并自愿表露出来,是我们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必要基础。在培养自我意识的过程中,察觉、反省内心的感受至关重要。我们向外界展示自我的方式,与我们在必要时选择采取何种方法暂时远离大众视野密不可分。

  弗洛伊德在观察他18个月大的孙子玩“fort/da game”(去来游戏)后发现,学会管理“消失”是幼儿游戏的本质。这种游戏用到的工具是一根系着绳子的木轴,孩子们会拽着绳子,将木轴甩过床头,然后用绳子将视线之外的木轴拉回来。“去吧!”小孩子一边将木轴丢出,一边念念有词。等到又将木轴拉回视线里,他又会兴高采烈地说:“回来!”就这样,他们不断地重复着这些动作和词语,看着玩具来来去去,出现又消失。

  弗洛伊德认为,他的小孙子是在用这种方式处理妈妈不在所引起的焦虑。但在我看来,孩子们几乎对一切来来去去的东西都着迷。只要有机会探知物体出现和消失的原理,他们都愿意学习、尝试。柠檬汁、苏打水以及厨房里其他的常备佐料,都能成为孩子们为研制出能让字迹迅速消失的“隐形墨水”而不断摆弄的化学实验道具。要是弗洛伊德活到今天,看到我家孩子书架上摆着的全息图绘制仪,又会作何感想呢?这台仪器上市时标榜的卖点是“即拍即得”,内置的空腔中安放着两面彼此相对的抛物面镜子,操作者将任意一样东西(如戒指、硬币、塑料小娃娃、青蛙模型等)放进仪器内,它的三维图像即刻就会被投射出来,看上去就如同悬浮在空气中的实物。只有当某人伸手划过时,才能感受到这只不过是一幅虚像而已。尽管这个玩具花不了几个钱,却成了我家孩子们日常学习的工具。他们因此了解到,在同一时间内,某样东西可以出现在某处,却又不一定真实存在于那里。

  人在儿童时期的重大发现之一,就是明白语言、地点和物体均可同时存在于一个看不见的世界中。我敢肯定,这类游戏亦对人类的心智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无论是置身于一座环绕着围墙的花园,还是摆弄图像投影仪器,甚至是用所谓的“隐形墨水”书写,无不表现出世界在可见与不可见中交错演绎的魔幻之美。而正是凭借着存在于想象力中的陪伴,孩子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这种心理上的过渡。

  “看不见的朋友”这一概念一度被弗洛伊德和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嗤之以鼻,他们认为这是一个人心智发育不全、社会适应无能的表征。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看不见的朋友”成了人们心目中更加珍视的伴侣。他们的出现形式不一,有时是人、鱼等动物,有时是云和树,有时是某些幻想中的形象。在他们身上,我们学到了同理心、创新、共情。和他们在一起,我们的内心可以体会到一种舒适感。艾莉森·卡珀认为,“看不见的朋友”具有一项功能,那便是“在人类的想象中见证着我们的内在体验。对于某些人而言,这或许标志着他们挣脱童年束缚,不再只通过母亲的凝视了解自己,而是已经开始学习如何借助反思探索自我”。卡珀还认为,人类的这些需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在人类逐步学会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想象中的朋友”正是“彩排中的一名重要配角”。正如每个人私底下都有富于个性的一面,这些“看不见的朋友”也能帮我们试探自己关于友情的种种想法是否正确。他们可以是我们分享秘密的知己,可以是我们倾注心血的对象,还可以是我们获取知识的源泉。他们是调和孤独与寂寞的方式,是一种我们几乎无法命名的安慰手段。与“看不见的朋友”发生第一次亲密接触时,我只有6岁。我生于一个圣公会家庭,就读于一所天主教学校。当时的我还没有信仰天主教,因此不必去做弥撒,也不会在仪式中取食“圣餐”。有时,当其他孩子都去参加正式的教义问答时,只有我孤零零地留在教室里,无所事事。可即便在那个时候,我也已经对天主教圣徒有了足够的了解,并为之着迷。在我的想象中,他们可能穿着薄纱材质的蓝色罩衫,手持百合花束;他们也有能力发动军队,浴火向前。他们在面对邪恶的主教时泰然自若,他们也生性乐观。安提俄克的圣玛格丽特屠杀了恶龙,还经受住了火烧和水淹的酷刑。圣克里斯蒂娜不仅能控制火,还能在空中飘浮。就连那些更为低调保守的圣徒,比如猫的守护神,在森林里深居简出的圣格特鲁德,都令人深深着迷。他们无疑是勇气、仁慈、宽恕和信仰的化身。但最吸引我的,还是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以及不畏艰险的乐观态度。然而,作为非天主教徒,我知道自己不该拥有这种对虔诚的依恋。于我而言,他们有如“禁忌的朋友”,却反倒因此使我更加难以抵挡其魅力。他们一直影响着我,驱使着我想和他们建立那些不该建立的情感联系。不同于劝我一起逃课的高中同学,也不同于不良男友,他们品行正直,却对我构成了一种危险的诱惑。为了他们,我甘愿赴汤蹈火。

  美国韦尔斯利学院心理学教授特蕾西·格利森(Tracy Gleason)认为,“看不见的朋友”能够帮助儿童“应对社会关注,理解他人观点。想象中的同伴与现实中存在的一样,都能给人情感支持、信心和关爱”。“看不见的朋友”也能为我们带来独处的机会,并使我们从中收获幸福、共情和同理心。同样,他们还能帮助孩子们“正确地处理失望、悲伤和愤怒情绪(8)”。无论身处何种情境下,我们总能创造出“看不见的朋友”,对他们倾诉,接受他们的指引,甚至向他们寻求保护。

  我的朋友凯瑟琳在她5岁的时候就拥有了自己的“看不见的朋友”。他是一名与凯瑟琳同龄的牛仔小子,名叫凯科。他身穿蓝色牛仔裤,头戴深色毛毡牛仔帽,帽檐边缘用线缝了一圈。“我记不清他是否来过家里。”凯瑟琳说,“但在外面,他与我如影随形。我们一起荡秋千,一起在灌木丛中搭堡垒,还一起爬上不那么高的樱桃树。他脸上有雀斑,衣着光鲜亮丽,简直就是我心目中最酷炫的孩子该有的样子。当时我对他着迷极了,尽管我们从未挑明,但他应该知道我喜欢他。后来,我很快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假小子。”几年后的某天,凯瑟琳开车经过一辆名为“基科”的卡车。她回忆道:“虽然‘基科’与‘凯科’的名字不完全一样,但看着这个名字,回忆排山倒海般地向坐在车里的我涌来,使我瞬间回想起当时和‘凯科’在一起的亲密时光。他对我的人生起到的影响是那样重要。”

  我的另一位童年好友曾拥有两个“看不见的朋友”。每到夜深人静之时,这两位朋友就会开着粉色的凯迪拉克敞篷跑车来她家看她。他们彼此分享笑话,直到我的朋友进入梦乡。时至今日,她都无法言明这两位朋友所代表的一切。她只能将他们模糊地解释成幽默和慰藉的象征,但当她回想起他们时,嘴角总会因回忆的甜蜜止不住地上扬。还有一位女性朋友告诉我,小时候,她有两位棍子一样的朋友,分别叫“曲奇”和“吉姆”。其中,曲奇长得很像一根巧克力细棍饼干。“每当我独自在家玩耍时,他们就会出现。”我的这位女性朋友回忆道,“我们手拉手,一起聊天,他们愿意听我的话。最后,他们慢慢地消失了。”

  幼儿常通过“看不见的玩伴”探索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并逐渐从中体悟出一个道理:自我存在感有时会通过感知他人的存在而获得,而友情的形式也不止有一种——其中有时呈现出某种层级关系,有时又没有。我的朋友阿莱娜说,她小时候也有位“看不见的朋友”,名叫玛丽莎。玛丽莎比她年龄大,也比她更成熟。此外,她还有个“看不见的哥哥”,名叫格尔德,处处护着她。“他们身上其实投射出了我小时候对人的看法。”今天的阿莱娜如是说,“我很早就想要一个‘看不见的朋友’,却一直对此将信将疑。直到有一天,有人建议我试试看,于是与这些‘看不见的朋友’互动就成了我每晚睡前最真实的体验。我觉得那可能只是一种自说自话的方式,是我自己在讲述着内心关于一切美好关系的可能设想。”

  格利森教授曾说,生存在孩子们幻想中的“看不见的朋友”可能表现为与这个孩子自身能力相当的形象。“看不见的朋友”可能是孩子理想中的朋友,如同在镜中看到的自己;也可能是一个讨人厌的、无法触及的人,处处与这个孩子作对。不被接纳的感觉如何?又该如何应对?(9)格利森教授不禁发问。孩子们能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实践他人的观点,进而在认知上实现巨大的飞跃。明白他人有着不同于自己的想法与感受,有助于孩子们进一步探索自己究竟秉持着怎样的信念。

  “看不见的朋友”并不总是善良、慷慨并能给予人支持的。正如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一样,“看不见的朋友”也可能是不可靠、讨人烦或不忠诚的。美国诗人詹姆斯·泰特(James Tate)在其诗作《隐形人》(Invisible)中描绘了这样一则故事:泰特在邮局门前的台阶上偶遇了一个陌生人,他目送陌生人驾驶一辆黄色的车离去。后来,因为参加同一个圣诞节派对,他们再次在街角的一个垃圾堆旁相遇。俩人攀谈起来,交换了书籍作为圣诞礼物,还为对方提供了指引。他们彼此认识,却又不相互了解。就这样,气氛陷入了尴尬,两人都暗自怀疑对方其实是隐形人。“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他。”泰特在诗的结尾处总结道。

  想象中的友谊甚至可能涉及那些对普通人而言遥不可及的名人。至于当事人长大后回想起来是否会觉得害臊,则另当别论。据我的儿子们回忆,小时候某次夏令营旅行时,他们的朋友萨姆带上了他那“看不见的朋友”——享誉全球的芝加哥公牛队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在离开汽车旅馆的房间之前,萨姆小朋友会说:“我们出发吧,迈克尔!”营地里,大家席地而坐围着野餐桌吃晚餐时,萨姆小朋友又会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迈克尔,这些够你吃了吗?”转眼间,几年过去了,萨姆告诉我,他对那次旅行的记忆“有点儿模糊”,但他的确记得自己“曾经和乔丹一对一斗牛,比谁用石头向垃圾桶里投篮更准。乔丹每次都在那里”。后来,我查询相关资料发现,心理学术语“拟社会关系”专门用于形容我们单方面与自己仰慕但完全不知道我们存在的名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行为。这些名人受到人们的喜爱甚至崇拜,与他们建立关系或许能给孩子们提供一条逃离家庭的安全途径。格利森教授表示,孩子们有时不想向同龄人吐露心事,因为同龄人未必有相同的经历。所以,为了逃离父母的管束,有的孩子会想象出一个让自己有安全感的人,这是他们提供给自己的一种安全保障。

  鉴于“看不见的朋友”无处不在,在今天这个数字时代,在网络上建立的关系自然也成了一种有必要思考的选择。我的朋友安妮仔细思考了这种方式,有时会通过某款应用软件与全球的社群进行联系。在这里,她可以与来自210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180万人交流,安妮说,有时候这款软件会有超过8000人同时在线。尽管彼时她握着手机一人独处,却也同时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们产生着共鸣。这些看不见的社群加深了她与外界建立联系的体验。

  我个人并没有如安妮般的习惯,但我会时不时地去浏览她提及的网站。我发现,以旁观者的身份默默看着这群人同时在线进行交流其实是一种享受。这个网络社区还能展示在线者的实时数量:界面上呈现出浅灰色的世界地图,每个在线者依据其所在方位的不同,在地图上被显示成一个个浅棕色小点,并且还会随着他们的状态变化进行实时更新。我知道,现在的数字绘图功能强大到足以将任何数据可视化,眼前这幅“在线世界地图”就以直观的定位功能展示出了它的迷人之处。或许我们可以换个方式看待整个数字世界: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巨大的集市——散布在天涯海角的人虽然看不见彼此,却因为志同道合而在此齐聚一堂。我还听闻有些健身类应用软件可以使用户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一起跑步、举重或者进行各类综合体能训练。还有一款游泳主题应用软件,运用GPS定位系统,实时追踪不同国家游泳爱好者的运动表现。时至今日,在虚拟社区中与陌生人共同测量呼吸频率、计算每日行走步数或是记录脑卒中发病历史,已成了我们这代人寻找“看不见的朋友”的重要方式。我不禁想起,2017年夏天,“探索频道”运用计算机虚拟成像技术,让奥运会游泳冠军迈克尔·菲尔普斯与一头大白鲨在水中一较高下。这是数字世界为我们增强源自想象世界的体验的又一例证。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科技创造出来的同伴,无论是在世界彼端的真人还是完全虚拟的形象,尽管他们可以进一步开拓我们的想象力,却并不是人类想象力自然发展的结果。包括苹果公司的“Siri”、亚马逊公司的“Alexa”以及微软公司的“Cortana”在内的虚拟助手,虽然可以识别我们的声音,帮我们安排约会、排布日程并且陪我们一起玩游戏,但它们是人工设计的产物,而并非诞生于我们自己的好奇、焦虑与渴望。“初音未来”是一位被设定为16岁的日本人气虚拟偶像,梳着水蓝色的双马尾。她的演唱会场场爆满,人气爆棚,尽管在台上演唱的她只是全息影像。“微软小冰”是一款中文智能聊天机器人,声音表现被设定为17岁的少女,每天都有数百万中国人不厌其烦地向她吐露心声,从生活琐事到情绪感受,无话不谈。“微软小冰”的存储容量使她能够记忆与每个用户的沟通记录以及其中包含的情绪表述,但出于保护用户隐私的考虑,这些历史记录将被定期清除。显然,无论是“微软小冰”还是“初音未来”,都唤起了追随者们真实的情感反应,但除此之外,她们与前文说的“曲奇”“凯科”“玛丽莎”,还有在夏令营营地里朝垃圾桶里投石块的“迈克尔·乔丹”再没有其他共通之处。“想象中的朋友”与“科技创造出来的伙伴”在媒介表现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后者源于外部世界,与我们开展的对话并非由我们自己主动发起。

  此两者间的差异不仅限于媒介,还在于选择权。iPhone摄像头、Instagram及其他社交媒体造成的持续网络曝光,甚至可以使人产生抑郁倾向。前述儿童心理治疗专家安德雷格指出,当代青少年虽然习惯于网络聊天,却不见得比上一辈的人更快乐。不同于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不被看见”未必是贬义词。年轻人总是绞尽脑汁想在公众面前展示最佳形象,却反倒因此憔悴不堪。他们出丑的时刻被人记录下来,放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的网络暴力使其中的大多数人深受其害。被公之于众的照片中有时是一个孩子嘴里塞满食物的样子,有时是他衣衫不整的样子,还有可能是他被迫摆出的某种令人尴尬的动作的样子。在这些状态下被他人看见,常常是与被“羞辱”联系在一起的。“无拘无束让人快乐,”安德雷格总结道,“可一旦照片被人放在社交网站上,当事人就几乎不可能置身事外。每个人都渴望展示自己,但这也意味着使自己暴露于危险之中。”

  “Facebook致郁”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现象,指的是无休止的曝光引发的焦虑,以及互相攀比造成的自卑或自怨情绪。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的,还有一种无处不在的浮躁。它源于个人信息的流失——毫无保留的、毫无条件的,而个人信息又是维持自我意识、保持身份感的关键。当人们的私密体验无一例外地沦为公众消遣,内心的“自我”就容易遭受贬低。

  这样看来,我们自发创造、形成和管理的那些友谊关系,便显得格外深奥又广泛。对这样一段友谊关系的认可行为,其实比计较自己在社交媒体上拥有多少粉丝更能彰显想象力。儿童利用“看不见的朋友”来化解自己对成人社会的迷思,并借助虚构的对话去填补自身在认知上的不足。这样的“友谊关系”并不仅仅是一种了解自我的方法,也是一种探索我们自己如何才能与他人更为亲近的途径。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联系如此紧密的今天,数字监控和信息追踪使我们几乎无所遁形,“看不见的朋友”却为我们营造出一个富足而模糊的独处环境。他们见证着我们的人生,听我们说知心话,并在某些时候像监护人一样管束我们。我有一位从事老年患者照顾工作的朋友,向我讲述过一位女患者临终前的故事。当时,这位患者喃喃自语,仿佛病榻边围聚着所有的亲朋好友一样。但与她“对话”的这些人其实都早已不在人世。“妈妈,他们其实不在这里。”患者的女儿说。谁知,她却回应道:“他们在,只是并不是为了看望你。”

  正如格利森指出的那样,现实与幻想之间并不总是泾渭分明。“这两者未必是反义词。”她说,“既可以是实体,也可以是幻想中的形象(10)。无论事情究竟是真是假,都可以是无关紧要的。”她还表示,即便是成年人,有时也会与“想象中的同伴”玩对话游戏。我们甚至可以模拟自己与真实存在的人对话,想象他们会说些什么。有时,即使屋里空无一人,我们也会在头脑中与假想出来的人聊天。我们也可能会被自己读过的小说情节深深地影响。并非真实存在的事物,不仅能对我们造成真实的影响,也能引发我们真切的情感反应。

  每个人都有依靠“看不见的朋友”的陪伴度过非常时期的体验:发现母亲暂时离去的婴儿、逐渐长成青少年的小朋友、与丈夫据理力争的女性,还有被确诊罹患重疾的病人。在所有这些动荡的时期里,我们与“看不见的朋友”进行的沟通以及与某个“不在那里的人”展开的私密对话,都有助于我们淡看那些不测风云,并能安抚我们的情绪。格利森表示,人类的想象力完全可以被视为“一个可以练习社交技能,或是安全地体验情绪剧烈起伏的平台(11)”,而与某个事物是否真实存在无关。我的婆婆在爱尔兰长大,在她的印象中,她和她的表弟在树篱旁玩耍的景象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清晨。他们身旁停驻着一辆亮闪闪的小型马车,突然间,长着一头金色鬈发的车夫不知从哪儿跳了出来。他朝两个孩子微笑,微微摘了摘帽,然后便消失不见了。他们俩吓了一跳,表弟在那个清晨以后就有了一头白发。如今,我的婆婆已经90多岁了,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的一家养老院内。尽管她早已记不得自己的小孙子在某天下午将她的一对金耳环扔到窗外的事,但有时却能看见自己那来自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市的祖母坐在她对面的扶手椅上。

  我的丈夫倾向于认为,这恐怕是源于他母亲沿袭的凯尔特人传统。凯尔特人坚信精神世界的力量,而一个人之所以能对“看不见的朋友”采取如此包容的态度,正是因为他的信仰在背后起着作用。尽管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我个人还是更愿意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所谓的“独特的能力”。正如某个在这方面堪称学者的人所言,这种能力“使我们可以去爱、去分享人生,甚至使我们敢于凭着自己的灵魂去和想象中的他人赤诚相见(12)”。这些“想象中的他人”可以是我们对熟悉的人进行再创造的形象,可以是我们读过的书中出现的角色,也可以是依据个人诉求、渴望或为了满足我们的奇想而凭空幻想出来的人物。在不同的时期和情景下,他们的身份或许有所不同。有时他们只是临时的“军师”,有时又定期出现,负责为我们出谋划策。从圣格特鲁德、迈克尔·乔丹、细棍饼干到来自贝尔法斯特的年迈妇人,“看不见的朋友”形象之多变,已到了无可概括的程度。

  从童年一路走来,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对“看不见的朋友”心怀感激,并对这些“朋友”的力量有所了解。可让人始料不及的是,成年后的我们竟如此容易将“看不见的朋友”与不端、堕落、恶意甚至罪行联系在一起。1693年,基督教传道士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出版了著作《无形世界的奇观》(The Wonders of the Invisible World),其中全面记录了塞勒姆小镇女巫审判案中被审判者“遭受感染与恶魔侵袭”后的种种表现。在马瑟笔下,塞勒姆小镇经历的一系列风波全都归咎于看不见的物质和灵魂—“充斥着令人费解的情形”。尽管恶魔撒旦想方设法地掩人耳目,但马瑟依旧运用图解等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其中一名被捕“女巫”的恶行:她如何勒住别人的脖子,如何让一位邻居的皮肤脓肿溃烂,如何让一个人全身瘫痪,又如何使一群牛中邪。

  三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已普遍接受了“看不见”与“恶意”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约翰·罗纳德·瑞尔·托尔金(J. R. R. Tolkien)所著的奇幻小说《霍比特人》(The Hobbit)与《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中发生的故事围绕着一枚金色指环展开。这枚“至尊魔戒”只从属于某个强大却不可见的灵体。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这个灵体的腐败与恶毒也逐渐被揭露出来。戴上“魔戒”的人可以延长自己的寿命,他们会感到视野受限,却能看见另一个阴暗的世界。随着“魔戒”的罪恶本源逐渐显露,读者也会意识到,要想拯救“中土世界”,这股黑暗势力必须被摧毁。

  “盖吉斯效应”(Gyges effect)源于柏拉图讲述的“盖吉斯之戒”的故事,现已引申为网络上的匿名暴力和挑衅行为。这原本是属于一位牧羊人的故事,他偶然发现了一枚能够使人隐身的戒指。戴上戒指后,牧羊人隐匿身形,混入王宫中,诱惑了王后,杀害了国王,自己登上了王位。柏拉图想用这则寓言警示世人,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都有可能在“隐身”(或者说,不受社会监督的)状态下做出越界和不端行径。这种“隐身”状态不仅使这些不道德行为成为可能,还会助长此类事件的滋生。柏拉图还认为,社会监督存在使人钻空子的灰色地带,这无异于道德堕落者谋划犯罪行为的温床。事实上,在当今的数字世界中,因为躲在暗处而得以发生的欺诈等不轨行为比比皆是。专为已婚人士提供婚外情中介服务的加拿大社交网站“阿什莉·麦迪逊”(Ashley Madison Agency)于2015年被黑客入侵。手机应用程序“私密相册”(Photo Vault)允许高中生或任何身份的人在手机上私藏色情图片或其他非法资料。此外,旨在越过网管监察的“暗网”(Darknet)堪称让人毛骨悚然的地下网络世界。那里的用户使用加密的身份资料,以便买凶杀人、从事毒品与武器交易或是提供普通渠道无法获得的儿童色情产品。

  菲利普·鲍尔(Philip Ball)编写了一部资料翔实的百科全书,名为《隐形:看不见的危险诱惑》(Invisible: The Dangerous Allure of the Unseen),谈论的正是在公共视野之外潜伏的种种危机。他在开篇处写道:“如果你能隐形,会做些什么呢?很有可能,你的行为逃不出权力、财富或性的范畴,甚至三者兼而有之。”但鲍尔也认为,我们没必要对此感到内疚,因为人性本就如此。一旦逃离监管,人性就会驱使我们暂时堕落。在这一点上,艾拉·格拉斯(Ira Glass)每周放送的广播节目《美国生活》(This American Life)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证据。这档节目设有一个名为“隐形人和鹰侠”的环节,在某期节目中,美国作家、幽默家约翰·霍奇曼(John Hodgman)提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如果能拥有一种超能力,你是想飞,还是想隐身?结果,那些选择“隐身”的人不约而同地认为,倘若拥有这种超能力,自己就能溜进电影院看免费电影,或偷偷地登上飞机在全世界畅游。选择“隐身”的女性还想到,这种能力使她们有能力去商店里偷取心仪的毛衣,而男性更想趁此机会潜进澡堂偷窥异性洗澡。“几乎没有人说‘我想用自己的隐身能力去惩治犯罪’,大家对此好像都不怎么关心。”霍奇曼最后评价道。他由此得出结论,在成人世界里,不受监管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误入歧途的开端。

  不仅如此,“隐形”的状态还被现代人覆上了一层偏执的色彩。1977年,艺名为瓦莉·艾丝波尔(Valie Export)的奥地利艺术家拍摄了电影《看不见的对手》(Invisible Adversaries)。影片中,女主角坚信自己周围的人被看不见的外星人寄生。在2013年创作的影片《关于如何隐身的超级教学材料》(How Not to Be Seen: A Fucking Didactic Educational. MOV File)中,旅居柏林的艺术家希朵·史黛尔(Hito Steyerl)给观众上了有关“如何消失”的5节课。影片刻意采用教学录像中惯用的话外音口吻,向我们宣称,爱、战争和资本都是无形的。第一课的主题是“如何不被镜头拍到”,影片中,史黛尔教育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达到目的:躲起来、闪到摄像画面之外、关掉摄像头、找人将拍到我们的镜头删掉或者干脆人间蒸发。第二课的主题是“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凭空消失”,建议的方式包括:佯装不在场、当着别人的面突然藏起来、将自己蜷成一团或直接抹掉自己存在的痕迹。而第四课则从各式各样的隐形群体入手,提供了别具一格的消失方法——进入一个安装了门禁的居民区或一块警戒森严的军事重地;身处任何一座机场、工厂或博物馆之中;穿上隐身披风或在“暗网”里遨游;成为超过50岁的女性;缩成小到几乎让人看不见的像素以及被极权制度折磨得意志消亡。这部影片中的许多场景都以残破不堪的老式校准靶作为背景,其几何图案被投射在恍如加州的沙漠上,用作无人机的训练目标,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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